河南省政府日前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规定县级以上政府要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考核范围。地方政府、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或监管缺失、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责任人、主管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。（新华网10月12日）
一则看似普通的新闻，却给了笔者一个美好预期：假如三鹿事件真的能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转变理念、思路的契机，实乃百姓之大幸。
围绕安全问题，近期问责力度显著加大，包括石家庄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内的一批官员陆续被撤职。三鹿集团去年12月即陆续接到消费者投诉，但长达8个月不采取措施、不报告，其内在动机是什么，不言而喻。某些官员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，工作重点搞错了，从总书记最近严厉批评的“麻木不仁”的角度看，则是官德存有缺陷。
偶尔读一篇网文，大意是：政府存在的意义或价值可归结为两个字——“社保”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社保”，泛指对全社会的基本民生保障。所谓基本民生，用《西方经济学的终结》中的概念讲，就是“必要需求”，不予满足就会影响到生存。消费者在正规商场或渠道购买“名牌”奶粉喂养自家婴儿，当然是典型的“必要需求”。结果孩子却患了不该患的病，甚至丧失了幼小的生命，谁该对此负责？政府毫无疑问是第一责任人，因为你没能保障百姓的必要需求。关于政府的主要职能以及政府存在的合法理由，像“守夜人”、“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安全和秩序”之类理念，笔者最为欣赏的，首推美国总统林肯的一段话：“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，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，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；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，政府不应当干涉。”多赚些钱从而房子大点儿、车子好点儿，应该算是“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”；而搞清楚婴儿奶粉中有没有三聚氰胺，却是“人民根本做不到”的事。据说消费者个人假如去检测三聚氰胺，一个样本的费用就高达千元，多少老百姓负担得起或愿意负担？
安全是百姓最基本的需求，因此最寄希望于、最仰仗于政府。在事关“民生”的衣食住行几大项中，近些年“食”的安全隐患最多、最大，实乃一件地方政府应该最愧疚的事。就三鹿事件看，石家庄市委、市政府之所以拖延38天迟迟不报，就是把保生产、保企业从而保GDP、保政绩，摆在了比消费者生命安全更重要的位置。其他一些地方恶性事故频发，大抵也不外乎这个深层原因。当我们在期盼地方官员道德良心回归的同时，更重要的还是寄希望于体制和机制，具体说首先就是政绩考核体制的彻底改善。出了大事、酿成人命才找地方官员问责、罢官乃至追究刑事责任无疑必要，但人死毕竟不能复生，政府形象的损毁毕竟难以弥合，通过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让各种安全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岂不更好？
重视食品安全不能停留在口头，把食品安全纳入考核，要做就得做到位，要做就得做到底。
